读罢《摆脱贫困》的中篇，一种强烈的务实感扑面而来。如果说书的前几章是在确立精神坐标，那么这一部分则是在手把手地教导干部如何“行路”与“搭桥”。从信访工作到民族团结，从新闻舆论到人大监督，习近平同志在闽东的这段论述，不仅是对具体工作的部署，更是一套成熟、缜密的基层治理方法论。

最令我动容的，是他对“官”与“民”关系的深刻剖析。在《把心贴近人民》一文中，他没有使用枯燥的行政术语，而是引用陈子昂的诗句“圣人不利己，忧济在元元”开篇，随即笔锋一转，指出封建士大夫依然带着“居高临下”的姿态。而共产党人不同，必须“把心贴近人民”。他批评那种坐等群众上门的被动信访，直言“各级领导必须放下架子，打掉官气，主动上门”。这种“主动”二字，重若千钧。它打破了衙门的围墙，把办公桌搬到了田间地头。与其在机关里“文山会海”，不如去贫困户的茅屋床头坐一坐。这种“四下基层”的作风，不是作秀，而是为了“消弭矛盾在萌发状态”，是为了真正听到老百姓的叹息。

“为官一场，造福一方”，这八个字如今已是耳熟能详的政坛格言，但在当时，这是对闽东干部最质朴也最严厉的要求。书中写道：“我不主张多提口号，提倡行动至上。”在那个变革涌动的年代，人心容易浮躁，他却冷静地提出要解决“桥”与“路”的问题。不仅要架设商品流通的物质之桥，更要疏通思想观念的无形之路。他强调不搞“一刀切”，主张“有乱治乱，有热消热，有冷加温”，这种辩证施治的智慧，体现了他作为主政者不跟风、不盲从的政治定力。

闽东是畲族聚居区，如何处理民族问题，书中《巩固民族大团结的基础》一文给出了极具远见的答案。他没有把扶贫简单等同于救济，而是敏锐地提出要增强“造血功能”。“外来‘输血’的同时，一定要增强自身的‘造血功能’。”他提出的“双向开放”和“双向开发”战略，以及“市场—技术—资源”的发展路子，即便放在今天看，依然是欠发达地区尤其是民族地区发展的金钥匙。他尊重少数民族文化，关注畲歌、畲族服饰的传承，这种文化自信与经济建设并重的思路，展现了他宽广的文化视野。

此外，这部分内容还集中体现了他对现代社会治理体系的思考。在谈及新闻工作时，他强调“冷静分析思考”，反对人云亦云，主张新闻既要“弘扬正气”又要发挥“舆论监督”的作用，通过舆论引导化解社会矛盾。在谈及人大工作时，他明确提出要“理直气壮地行使监督权”，支持人大抓大事、抓关键。这些论述表明，早在三十多年前，他就已经开始在实践中探索如何运用法治、舆论等多种手段来推进治理能力的现代化。

读这几篇文章，感觉像是在听一位经验丰富的老班长传授技艺，又像是在听一位深邃的思想者剖析社会。字里行间，没有华丽的辞藻堆砌，只有“滴水穿石”般的韧劲和“弱鸟先飞”的清醒。习近平同志在闽东的这些所作所为，不求一时之功，但求长久之利；不务虚名，唯求实效。

掩卷沉思，书中那句“苟非吾之所有，虽一毫而莫取”的廉政誓言犹在耳畔。这一部分的内容，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脚踏实地、目光长远的实干家形象。他治理闽东的策略，不是高高在上的顶层设计，而是从泥土中生长出来的智慧。这种把心贴近人民、用行动诠释责任的政治品格，正是《摆脱贫困》这本书穿越时空、历久弥新的力量所在。